1655年3月3日，汉洲，开元城（今澳洲北部汉普蒂杜市）
从某种程度上说，商业革命是工业革命的前提，正如亚当斯密所说，市场的扩大会导致生产的专业化，从而提高生产率。
历史上，新技术引发的工业革命，改变了一条最基本的经济原则--边际报酬递减规律。在前工业时代，任何商品的生产成本都会随着产品数量的增加而增加，但工业时代的到来，使一切商品的生产成本都随着产量的增加而直线下降。
“射者非失不中也，学射者不治失也；御者非辔不行，学御者不为辔也。”人类发展的历程本身就是分工的历史。在最早的原始农业时代开始之前，普遍存在男女分工，男人从事狩猎，女人从事采集。进入农耕时代后，男耕女织，分工继续向前推进。第一次社会化大分工将畜牧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，第二次社会化大分工将手工业从农业中分离出来。
在资本时代，竞争和利润的压力使手工业被迫再次进行更为细致的专业分工。分工使复杂的操作被分解成很多简单的步骤，从而实现了专业化。分工不仅提高了劳动效率，也促进了机器的发明和生产力的发展；反过来，机器的发明和生产力的发展又促进了社会分工。
分工使同样的劳动者能够完成比过去多得多的工作，这一方面是劳动者的工作技能更加专业，另一方面则是专门机器的介入，进一步简化和缩减了工作量以及工作强度，从而大大提高了效率。
如果说手工业分工导致了工具诞生的话，那么工业分工则导致了机器的出现。因为人类的劳作一旦简单化，就会被机器模彷和替代。使用锉刀和钻头的工匠的技能现在日益被刨床、切槽床和钻床所代替，而切削金属的工匠的技能却被机械车床所代替。
与机器的作用相比，细致的分工对工人的影响同样巨大。制造业将生产过程分解为一系列简单的专门化的操作，这些人体动作逐渐向机械操作靠近，最后人或者被机器代替，或者人变成了“不犯错误的机器”。
在简单的劳动合作中，个人的劳动技能并没有实质性的变化。但工厂的生产则使得这些劳动方法发生了革命性的变化，完全推翻了个人劳动的属性。在这个过程中，工人因为被强迫掌握一些高度专门化的操作技能，从而被扭曲了人性。
在傍晚时分，位于新淮安西侧的“苏记”被服厂门口已经点起了几盏明亮的油灯，三三两两的工人一脸疲惫地陆续步出厂门，朝对面几幢民居走去。
张永娣额前的发丝已经被汗水凝结成一缕一缕的，脸色也是一片苍白。
作为一个还未成年的女子（齐国民法规定，女子十六岁即为成年，可婚配），在刚满十三岁时便经熟人介绍，进入这家被服厂，成为一名年轻的女工。
在家中，张永娣排行老二，上面有一个正在海军学校读书的哥哥，下面还有三个弟弟妹妹。母亲在生最小的妹妹时，难产大出血，而不幸去世。为了帮着辛苦的父亲填补家中所需，便从数几里外的乡下，来到这座可以收容女子工作的被服厂。
在工厂里，扣除每月的食宿费后，张永娣可以得到汉洲银元一块八角钱，就算偶有花费，买些女儿家的用品，她也可以最少攒下一块五角钱，为家里平添“一大笔”收入。
本来以为到了这家被服厂，在赚取工钱的同时，还能学会服装裁剪和制作。然而，一年多时间过去了，她一直在重复着同样的动作--制作衣领。至于前襟、后背、衣袖，甚至袖口这些制作工序，她根本未曾接触。
每日机械地将各种裁剪过的布料快速地缝制成衣领，或者将加工过的鲸骨填充到衣领中。然后，随着木托盘，一个一个地传递到后面，由厂里的大师傅，陆续将各个衣服部件一一缝合，接着再传递到后面，用开水熨斗烫平，最后打包装箱。
张永娣悲哀地叹道，或许当她在这家工厂工作数年时间，回到家里后，都不可能学会所有的制衣工序，永远只是一个能将衣领做得极好的“小厂妹”。
“苏记”被服厂承接各种样式的衣服制作订单，有军队的各种制服，有苦力的劳动衫，也有西洋夷人和南洋土人的日常服饰，但她们制作更多地是汉洲本土和海外领地需求量最大的“工作服”--一种以劳动布（牛仔布）为原料的开襟劳动服。每年新到的移民，不论男女都会发两套这种劳动服与他们，作为他们未来一年的过渡衣物。
偶尔，“苏记”被服厂也会做一些漂亮的女装，供国内那些有钱的太太和小姐穿戴，或者出口到南洋地区的土邦王国，为贵族女卷所用。五颜六色的花色，细腻精致的威海产细棉布，装饰明亮的玳冒，甚至还会搭配一些珍贵的细粒珍珠，再加上造型新颖的款式，让每个女子见了，都会爱不释手。
作为女子，虽然对这些漂亮衣服羡慕不已，但张永娣可不认为自己能有资格获得这种价值昂贵的服饰。一个普通的小民，或许她攒上一年的工钱，都买不了它的两条衣袖。除非，像工厂里那个漂亮的陈阿妹，嫁给一位帅气有为的军官，或许可以在成亲的时候，穿上一件漂亮的嫁衣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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